但這份安排傳入韋均一的耳中,她便認定了陸英是個有心計的女子,在她看來,陸英臨死前的安排,就是為了讓她孤身作戰,在這個偌大的家宅中備受蔑視和嘲諷。
這樣的想法,也注定了張家再無平靜之日。
她猜忌孩子們,也猜忌傭人們,特別是她連生兩胎卻都夭折這件事情,讓她覺得家里有人想要害她,可能是那些看似恭敬聽話的孩子們,也可能是對陸英忠心耿耿的下人們。
這樣的猜忌,讓她越加敏感和暴躁。
到了第三次懷孕,她直接跑到娘家養胎;;當唯一的孩子張寧和平安降生后,她心中的懷疑和猜忌,更加強烈了。
自然而然的,她與孩子們的矛盾也愈發激烈。
有一次,韋均一過生日,張家姐妹按照父親的要求,跪下給她行禮;可不知怎地,韋均一竟伸手打了一個女兒的耳光,當著張武齡的面直接怒罵:“你們這是在拜死人嗎?”
女兒們的委屈,張武齡看在眼里,可卻不知該如何調和。
他自認韋均一嫁入張家做續妻是極為委屈的,因為這份想要彌補的心,張武齡似乎也寬恕著她的任性和過分。
所以,每每孩子們與繼母發生矛盾和沖突,張武齡誰也不幫,誰也不表態;因為他覺得,無論幫哪方說話,都是一種偏袒,倒不如讓兩方自己解決。
可偏偏就是這份自以為公正的“不幫”,卻助長了韋均一的氣焰。
大女兒張元和在樂益讀書時,曾與教員凌海霞關系要好,認她做了干姐姐。
因為與繼母關系不合,每每出現矛盾,凌海霞也會幫忙出主意;韋均一覺得,兩人關系交往密切,實在是有辱門楣,便以校長的身份停止續聘凌海霞。
后來,張元和考上上海光華大學,凌海霞正在此校任教;得知消息后,韋均一便以家中開銷大、經濟困難為由,要求張元和退學回家。
要知道,當時的韋均一還報名了國畫課程,可謂是年齡最大的學員了;張家既然能夠供應韋均一的興趣選修,那自然不會缺少女兒們的學費。
這番強硬的做法,也徹底惹惱了張家的其他女兒。
特別是張家二女兒張允和,得知繼母不讓姐姐上學,直接跑到樂益女校門口,鼓動學生們集體罷課。
在學校門口,張允和大喊:如果校長都不支持自己的女兒完成學業,那其他學生又何必來這里上課求學?
這番破釜沉舟的勇氣,撕破了家庭的遮羞布,也幫張家子女們贏得了斗爭的主動權。
了解真相的學生們議論紛紛,讓身為校長的韋均一萬分尷尬和難堪,也是迫于輿論壓力,這件事才就此罷休。
可韋均一的反擊,對張家子女的傷害是致命的。
她燒掉了關于陸英的所有照片和書信,全然不顧子女們的痛哭和憤懣。
甚至,在這場激烈的矛盾中,她感受到了一種復仇的快意:
這個家,再也沒有陸英的存在了,再也沒有人能夠約束和傷害自己了…
在這場以青春做陪葬的婚禮中,她因偏執近乎瘋狂著,也因偏執無限怨恨著。
1938年,蘇州淪陷于日寇炮火。
為避硝煙,張武齡攜家眷再次回到合肥老家,同年病逝,年僅49歲。
這年的韋均一只有36歲,尚處大好年華的她,本可以重新開始一段婚姻;但不知為何,自認為困在這場婚姻里的她,選擇了孤獨終老。
張武齡去世的許多年中,韋均一寫下了很多悼亡詩;隨著年年歲歲的增長,曾有的怨恨和戾氣似乎都消失不見了,曾經被她視為眼中釘的四姐妹,也早已走出家門。
歲月淡化了仇恨,卻始終無法湮滅那些難言的過往。
韋均一與四姐妹的關系,始終沒有得到修復和彌補;但她的親生兒子張寧和,卻與同父異母的姐姐哥哥們,關系極為密切。
長大后的張寧和,在姐姐哥哥們的資助下,去巴黎音樂學院求學,后來成為中國廣播電影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;在巴黎的時候,他認識了比利時國家樂隊終身小提琴手吉蘭,兩個人相愛并結為夫妻。
太平洋戰爭爆發后,韋均一便靠待人批卷、謄寫文稿為生;新中國成立后,她才有了穩定的工作,任職于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。
由于親生兒子張寧和很早出國,再沒回來,韋均一的晚年是無比孤獨的。
沒有親人照顧的她,堅決不去養老院,完全靠外面請人送飯。
年紀再大些,她只能彎著腰做事,一間房便是她的全副家當;因為腿腳不便,不愿麻煩張家孩子的她,便選擇常年不下樓。
就這樣,日復一日地熬著,熬得歲月滄桑,物是人非。
1999年,孤寂了半生的韋均一,在狹窄的房間內,悄悄去世。
由于兒子張寧和始終沒有回來,她的喪事是由陸英的孩子張寰和全權代理的。
許是為了省事,許是不愿這位繼母與父親合葬,張寰和最終選擇了不設墓碑的水葬方式。
這份決定傳到比利時后,張寧和也點頭同意。
對于張寧和來說:逃離家庭,是他自幼的打算和決心。
縱然韋均一是他的親生母親,可幼年的所有教導,卻摻雜了母親對這個家庭的不滿,對婚姻的怨恨,對續弦這個身份的強烈抵制。
作為張家最小的孩子,他看似順遂無憂,可這一生的溫暖和關懷,卻是來自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們。
我想:韋均一離世時,大概是孤苦的吧。
她曾經擁有常人難及的幸福,擁有天真善良的兒女們,擁有丈夫無限的包容和遷就…
可偏偏,她以最尖銳的防備和警覺,活生生地推開了這些美好。
如果她能打開格局,理解孩子們失母后的惶恐與不安,如果她能釋懷心中委屈,對家庭多些溫柔和包容,她的人生,也許會是番圓滿的結局吧!
可偏偏,一念之差,事與愿違…